[摘 要]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近代化进程中，常常出现“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各种构想，这是奔腾于世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进步潮流交汇的产物。它对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进程有过较大影响，并赋予其近代化道路以令人瞩目的新特色。在这当中，孙中山在这方面的构想，很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品味。

[关键词] 孙中山 超越构想 社会主义

一

早在1894年6月，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里，首次提出了中国社会可以超越发展的论点。他根据欧美和日本诸国因实行近代化而崛兴和中国因举办洋务而呈“月异日新”之势，认为中国只要跳出洋务派仅图“船坚炮利、垒固兵强”的圈子，举国实行“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中国就能突飞猛进，欧洲列强就无法与我匹敌。他概括其论点为：“窃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1]

孙中山在这时提出的超越构想，显然是基于鸦片战后中国因落后而挨打和欧洲列强因强盛而不断对外扩张的强烈刺激，但又充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认定只要学习西方，实现中国工农业的全面近代化和进行政治改革、增强国力和国防力量，就可以在短期内超越欧美列强。几个月后，孙中山在上书失效、决志通过发动民主革命来振兴中华时，更从革命的角度发抒了“修我政理”的思想，愤慨地指出：“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仅因清政府颟顸腐败，招致中国积弱至极，列强对华“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故特联结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2]揆其实，就是通过民主革命，推翻清廷，进而实现中国的跃进。

到20世纪初，随着三民主义思想的形成，孙中山经过外察世情，内审国情，找到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三股潮流与中国实际的汇合点，“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论因而一齐脱颖而出。他在1903年12月17日复某友人函中首次谈到如下想法：

“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极思不能须臾忘者。弟所主张在于平均地权，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近来欧美已有试行之者，然彼国势已为积重难返，其地主之权与国家相埒，未易一躐改革。若吾国，既未以机器施于地，作生财之力尚恃人功，而不尽操于业主之手，故贫富之悬隔，不似欧美之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则我之措施当较彼为易也。夫欧美演此悬绝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实剂于平”，“然则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不均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此固仁者所不忍出也。故弟欲于革命时一起做起”。[3]即在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的同时，实行平均地权，解决民生问题，毕政治、社会革命于一役。

孙中山对他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和超越欧美的抱负，在1905年5月中旬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阐发：“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他们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任何过渡的新社会”，即“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并且认为：“几年内我们将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因为届时我们所有的行会都是社会主义的了。那时，当你们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4]这里，更表明了：孙中山企图使中国由落后的封建的农业国，通过采用西方先进的生产力，而又通过平均地权的办法，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显露的贫富不均及必然引发的新的社会革命，由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且认为中国将先于欧美各国实现社会主义，让人们生活在共同富裕的最纯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中。

对于为什么在中国易于由贫穷迅速跃进到富裕，由落后迅速跃进为先进，由封建社会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径入社会主义，孙中山在当时的一些言论中还有重申和补充。

比如，在1906年11月26日复鲁赛尔函中写道：

“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我们比我们的西方兄弟们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因为在现代文明的发展方面，我们完全还处在未开垦的境况，我们这里还没有出现自己的金融寡头，因之在我们的道路上也就没有在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国家里那种重大的障碍。

中国是一个相当清一色的贫穷国家。人多数居民过着贫困生活……凡是想改善公众生活条件的任何愿望，都会受到一致的赞同。直到最近几年，现代文明还没有触动过中国，直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尝到它的善果，也没有受到它的恶果，而且，当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立现代的文明时，我们有可能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5]

在《民报》发刊词里，孙中山又写道：

“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现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见之，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沉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以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功倍，良非夸嫚”。[6]

在庆祝《民报》创刊周年的大会上，孙中山又说：

“欧美为甚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上地问题”，“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这社会的国家，决非他国所能及的。我们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后”。[7]“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8]他还认为：“中国之文明已著于五千年前，此为西人所不及，但中间倾于保守，故让西人独步，然近今思想之变迁，有异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他无限感慨地说：“中国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之牛耳，实为可叹!”因此，作为中国革命志士，“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8]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以为民国已经建立，民族民权问题已解决，此后应专心致力于实业建设。鉴于民族危机仍然严重，孙中山更急于使中国实业勃兴，特别是要“急急将铁道修成”。[10]但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建设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方法都严重不足，故此时特别强调对外开放政策，与世界增强联系，借重外国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方法。他说：“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11]他从日本等国的迅速发展中认识到“时间即金钱”，充分利用外资、外国机器和技术，就可以抢时间，争速度，达到“急求发达”[12]的目的。他在1917-1919年拟订的《实业计划》，旨在“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一突飞进步”。[13]为此，他认为不能走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而要选择“最直捷之途径”，着眼于世界各国的互助，而不在竞争，“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14]

1923年后，孙中山随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逐步确立，还曾设想与俄、德结成亲密同盟，借用俄国经验和战败后的德国的“人才学问”，“以最速时间，致中国于富强”。[15]他在1924年8月所作《民生主义》演讲里，重申了前此已表明的，中国作为贫穷国家亟需大发展，而又易于实现跃进等观点，在继续强调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外，他仍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这样做，“才是事半功倍”，[16]到中国迅速跃进的目的。

综上可见，孙中山的“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论，贯串于19世纪末以后他的言行中。

二

孙中山的超越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构想，是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而中国是一种具有典型性的东方国家——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国家。

在孙中山以前，农民已产生过各种形式的平均思想，勾划出过一个又一个理想乌托邦。到了近代，西方列强步步东侵，开始了“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7]的新时期，这使得东方民族承担了既要反对封建压迫又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双重历史使命，因而赋予其奋斗目标和理想以新的特点。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既描绘了一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18]的太平盛世图景，又力图营造一个万国一家、互不侵害、平等相处、以礼相接的世界太平的国际环境。无疑，这是近代农民新时期的乌托邦。当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把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作为社会主义出现在中国传到欧洲时，马克思乍闻之下，亦颇为惊讶和欣慰，但经过一番再了解之后，终于认定太平天国运动只“是停滞的社会生活之产物”，[19]即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

孙中山在构想自己的超越论和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时，显然重视中国以往的思想资料。[21]但孙中山这时已经是放眼世界、追逐世界最新潮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只是同情农民，而不能满足于农民的斗争及其理想。过去的思想资料固然可以改造使用；现实的资产阶级利益、愿望和要求，作为将来必将出现的社会主义革命，更牵系着他的心。他努力探求世界潮流中涌现的各种学说和中国社会现状的最好结合。结果，他从中选择了美人亨利·乔治的单税论，认定它“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22]据以形成他的平均地权思想。

亨利·乔治的单税论，是当时颇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它鼓吹土地国有，防止地主垄断土地，以免妨碍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贫富更加悬殊，致生二次革命。这很合乎孙中山的心愿。有如前面已举的孙中山言论，认为中国在实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就可以缔造一个为“欧美所不能及”的平等、文明幸福的“社会的国家”。[23]也就是说，中国就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由落后变成了先进，由饱受内外压迫，跃进到永远的太平和幸福的境地。应该说，土地问题确是农业国家最突出的课题，也是这些国家进行民主革命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和许多东方国家能否迅速发展的关键。孙中山把它作为中国跃进的首要问题来抓，确中肯綮。

在这方面，孙中山和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欧美许多国家的社会改革家固然不同，就是和中国社会历史环境诸多相似的其他东方或半东方国家的志士的思路和方案也有同有异。比如，俄国民粹派依据19世纪的俄国资本主义尚很不发达，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村社尚遍及全国的情况，认为可以凭藉村社的土地公有和集体生产的“优点”，不需要和世界建立联系，不必吸纳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就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跃入社会主义。马克思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开始注目于东方，对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进行探究。他对俄国社会现存的有利于社会革命进行的因素和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径入社会主义也抱过寄望，但他提出前提条件，这就是，必须能够肃清从各方面向村社“袭来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自由发展的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又能“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经过集体生产所有制变成资本主义所有制，再转变为社会所有制[23]，这和俄国民粹派的“落后优势论”、“超越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空想社会主义，显然存在原则的区别。在讨论中国的出路时，马克思除对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表示失望外，还寄望于外国侵略者放弃肮脏的可耻的鸦片贸易，开展正当的商品贸易，促使中国与世界建立联系，让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来代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投进世界市场，“使文明进步普及各地”。[24]

中国和俄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孙中山也曾像俄国民粹派那样思考过自己国家的特点和出路，产生过“落后优势论”和中国迅速赶超欧美的遐想。他也认为中国的旧时乡村“皆自治之民”；当今最上等的共和政治，实“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25]因有此“理想之质”，故中国“人有进步之机兆”。若使之发扬到民族和世界，“可使进化同程，以共趋于极治之域”，凌驾于欧美之上。[26]他的毕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于一役的想法和俄国民粹派跃过资本主义阶段直进社会主义的理想更似颇相应。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孙中山毕竟是正在“上山”时期的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与代表农民的俄国民粹派不同，他是属于马克思所期望的那种热衷于中国应向西方学习、以西方先进文明来改造中国、大力与世界建立联系，并把中国融入世界的那一类人，即亟欲使中国的跃进和中国近代化紧紧连接起来。

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里，孙中山首次把“步武泰西，参行新法”与在20年内“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的中国式跃进相连接。1896年孙中山于伦敦蒙难后，在开始酝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举的同时，他首次对英国公众宣称：他要建立的民主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摆脱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27]相信中国的“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28]他认识到中外经济互补，中国的进步有助于世界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他乐观地认为“实际上全世界赞成中国现代化”，“今天世界所需要的是和平与贸易”，“文明国家需要中国向世界贸易开放门户”，而“中国人中较好的阶级赞成这样做”。[29]他豪迈地宣称：“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宏伟场所，将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30]他甚至认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相提携，不仅有助于中国实业的迅猛发展，造成中国的社会主义；而且可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面临的三大问题，“即国际战争、商业战争与阶级战争”，“如是则关于中国问题之世界祸根可以永远消灭，而世界人类生活之需要，亦可得一绝大之供给源流，销兵器为日月之光，化凶厉于祯祥之域”，[31]世界永久和平和大同界即可随之出现。

还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民粹派的跳跃根据主要注重于村社中的集体生产和集体精神，而孙中山除重视通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调整社会财富分配和人们的生产关系外，还十分重视发展近代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并注重教育。《上李鸿章书》里所列四大纲，都以近代化生产或近代化设施为主要内涵和标志。随后，他反复提出发展交通事业、开发矿山、建设工厂以至吸收外资外国机器和科学技术等，都是他重视发展生产的表现。他曾明确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32]实业不能救贫”。[33]而国家富裕与否，又是能否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依据对苏俄和中国情况的了解和比较作出这样的评论：俄国“革命以后行到今日，对于经济问题还是改用新经济政策。俄国之所以要改用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俄国的社会经济程度尚且比不上美国、英国，我们的社会经济程度怎么能够比得上呢?又怎么能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呢？”“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34]含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理解，但重视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反对穷过渡，则合马克思之意。至于孙中山亦重视中国乡村现存组织及其集体意识，是旨在加以改造利用，使之有利于民族力量的凝聚和发挥，以俾团结御侮和加强建设新中国的力度与速度。

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都具有马克思所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都存在着由农业国迅速转变为工业国、由封建社会直接跃入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如儒家、道家理想(尤其是儒家的大同理想)相联系，这与西方基督教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阿刺伯社会主义有相类似的特征。特别是在反帝反殖和维护民族尊严、国家统一方面，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其共同点。还值得研究的是，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理想都是在政治、经济、文化严重滞后的土壤上进行构筑的，都以希望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跳跃式前进为特征。但孙中山在这方面的实际想法和许多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存在较明显差异。有人论证：伊斯兰社会主义强调《古兰经》中关于国家财产的观念和根据《圣训》规定的“济贫”(Zatat)思想，认为把物质施舍给穷人的具体形式就是社会主义。阿刺伯社会主义较多地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思想，提出了诸如财富归全民所有、公正分配、禁止和取缔私人公司和外国租让权、限制农业土地所有权、工人参加工厂管理等，其总的特点是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相信社会主义是源于阿刺伯民族主义深处的必然产物”。[35]，孙中山虽亦有过宗教信仰，但孙中山更重视现实生产而少渺茫寄望，更重视科学而反对迷信，更具世界眼光和兼容性，[36]限于某一国家、地区或宗教派别，这样就更能团结由众多民族组成并具多种信仰的中国人民，为争取社会进步、最终实现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他虽然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工农专政、剩余价值学说等方面不赞同，但仍尊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派”，称赞他“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37]他自己的民生史观，也是本经济崇实践而非求助于宗教，认为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当于经济上求分配平均之法”。[38]

三

孙中山自称：他已了解到研究社会主义学理的学者有千百家，所出书籍有千万种，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模式也千差万异。他自己设计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即跃过资本主义阶段径达的目的地——社会主义，亦有其独特构想。

什么是社会主义?孙中山多有解释，其要旨为防止经济垄断，打不平为平等。比如，在1912年他说：“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39]“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国家有铁路、矿业、森林、航路之收入及人民地租、地税之完纳，府库之充，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势。社会主义学者遂可进为经理，以供国家经费之余，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40]其实行途径，主要是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来实现资本公有和土地公有。他反复申明，实行了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实行了社会主义，他的政策就是社会主义政策。到晚年，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及对社会主义图景的描绘也大致如此。他仍强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能够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这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41]他还进一步把三民主义作广义的共产主义解释：“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42]

诚然，孙中山也讲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一蹴而就，有它的阶段性。他说民生主义的“大目的就是要大众能够共产。不过我们所主张的共产，是共将来，不是共现在。这种将来的共产，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43]他认为当前的办法还是通过调节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实行和平赎买土地的方法，即自报地价、照价抽税、照价收买的方法，来解决作为农业国家的主要社会难题的土地问题；又通过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大力发展生产，振兴实业而又让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来解决工商业蓬勃发展过程中的不均问题。他还以苏俄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和他的实业计划差不多而感到欣慰。可见，他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仍是他的民生主义或三民主义内容的全部实现。

从字面上看，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关系的解释以及对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图景的描绘，早年和晚年大体一贯，基本相同。但如果我们结合具体历史环境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孙中山的上述解释、构想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导向等方面，晚年较早年有着新的进步，他的超越论和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具有较前增多的生机和可行性。

孙中山认为自己提倡的社会主义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即把土地和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等皆归国有。[44]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决定人民群众自由平等和生活状况改善的“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45]孙中山谈论社会主义时，也常和他要建立的国家紧相连接，并以民主国家的建立作为他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而孙中山早晚年要建立的国家有着旧新民主主义的差异，这就决定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内涵和前途具有旧新的差异和与真正社会主义目标差距的远近。

早年，即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虽然申明他领导的革命的目的是要反对满洲人、君主和少数富人的“专利”，建成一个“至完美的国家”。[46]但它只能是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掌握的国家；孙中山对劳动人民虽抱着真挚的同情，希望底不平于平，但如果真正解决了土地问题，扫除了封建障碍，资本主义必将迅速发展，他盼望出现的许多个上海，必将是富人与穷人都集聚的中心，贫富悬殊会较前变本加厉，真正的社会分配平均方案自是无法实现。这种国家社会主义也就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军阀势力的长期把持中央政权或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孙中山亟欲利用机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为必然要到来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都远远无法做到。

晚年，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47]实际上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因而出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建构和具有某些新民主主义要素的国家。

在政治上，孙中山主张实行有共产党人参与领导和决策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全民政治，造成一个驾乎苏俄、欧美之上的“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和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48]而且在国民党“一大”《宣言》里更规定民权只能给予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而不能给那此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人，更与后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颇为相似。针对中华民族是多个民族组成的现实，《宣言》既“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的自决权”，又认定各民族“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49]这种既尊重各民族权益又珍视中国必须统一的正确观念，也一直往后世延伸。

在经济上，孙中山就是要实现“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大同世界。[50]这时他所强调的，必须采用近代生产技术，“增加社会上的生产力”，特别是要采用先进科学研究成果，发展生产，迅速增加国家财富；同时要采取调和社会经济的措施，“为人多数谋利益”，[51]虽和此前主张基本相同，但由于推行这些经济措施的政权发生了上述变化，并明确地表示要扶助农工，因而使得这种“共享”具有较前增多的大众性和实践性格。

在思想文化上，孙中山历来重视中西文化的兼采并铸。到晚年，他更力图利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综合性，予以合乎现实需要的解释，以便创造一种适应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涵盖中外古今的新文化、新道德。他希望中国在恢复本民族地位后，“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52]显示了孙中山对中国文化民族化的追求。孙中山早就希望在下层群众和妇女中能普及文化教育。到晚年，更认为“国民教育日益普及”，“劳动社会，业有所觉”，深信中国社会“必能一新面目”，[53]反映了孙中山文化大众化的思路。孙中山历来重视科学，反对迷信。到晚年，更强调只有科学才是真知特识，任何事物都必须“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54]这种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要素的民族性、人众性、科学性于此已见端倪。

诚然，孙中山晚年，处在新旧民主主义交接的过渡时期，故在其言行中更凸现出历史上常有的过去和将来的成份相交织，前后两条道路相交错的情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情绪的新亢奋，国民党是一个老资格的有相当社会影响的政党，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在中外进步人士中又享有声誉。这就使得孙中山虽容纳共产党人的某些正确主张，但他始终坚持以他为代表的国民党为本位，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他即使是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也还是坚持以资产阶级为盟主，要中国共产党服从他和国民党的政纲；在他制定政纲时，又往往难以完全摆脱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并存的影响和国民党内左右派同在的复杂情况的制约。这就使得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权、世界观、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彻底性等方面又存在差异和矛盾。而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际上他的最后的最高的政治纲领，只是同共产党的最低政治纲领基本契合。他要建立的国家，最终也只是具有若干新民主主义因素的国家。

尽管如此，孙中山晚年的最高意境，不仅反映了孙中山与时俱进，达到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所能达到的新高峰；而且其民主主义确溢出一般民主主义，呈邻近社会主义之势，在许多方面和随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声息相通，前后呼应。所以，孙中山虽然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跃进到社会主义。但他创制的理论，抒发的理想，以及为此作出的真诚努力，确在为中国的跃进式发展赶越世界先进国家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前途铺石引路。

（《学术研究》2000年第01期）

注释：

[1][2][3][4][5][6][7][8][9][22][25][27][28][30][46]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1986）第1卷，第8-15、21-22、228、273、322、288-289、328-329、281-282、279-282、326、329、172-173、86、88、106、255、329页。

[10][11][12][32][33][36][38][39][40][41]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5-436、533、321、481、322、339、220、477、519、517、623、508-509页。

[13][14][31][54]《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8、398、247、200页。

[15]《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137页。

[16][34][37][41][42][43][48][49][50][51][52][5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93、391-392、360-362、381、394、390、314、354、119、394、368-369、253、537页。

[17]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卷，第255页。

[18] 《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上），第409页。

[19][24]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76、95、180-181页。

[20][21]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3集，第206页。

[23]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9卷，第129-130、269、326、436-439页。

[26] 《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75-76页。

[29] 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35] 彭树智：《东方民族主义思潮》，西北人学出版社1992年，第315、369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47]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卷，第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