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中山曾提倡政党政治。但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使孙中山政党观发生变化，转而主张建设革命党并付诸实践。革命党政治的实质即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一党治国。在近代中国，这种革命党政治，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如果缺乏有效的制衡与监督机制，就有可能演变为一党专制，一党独裁。

关键词：孙中山；政党；革命党

近代中国政治的进步，首先是从学习和模仿西方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开始的。这种进步的关键是，摸索和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在清末民初，国人多主张实行西式的政党政治，到20世纪的20年代中期，新锐的政治势力转而倾心苏俄式的革命党政治。这种转变可以说是中国政治进步的关键转变之一。孙中山是首先尝试进行这种转变的政治家，但是，关于他从主张“仿效欧美”实行政党政治转变到“以俄为师”主张革命党政治的情况，似乎还较少研究。本文试图对孙中山政党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演变，略做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一

本文所谓的革命党，通常也被看做政党，但是从政治学意义上讲，革命党有别于通常意义的政党。一般意义的政党，是在既有政治体制内部运作，它与议会制度互为基础，运用议会制度执掌政权和进行政治活动。革命党则是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

无论政党还是革命党，在古代中国都是不可能出现的。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中国人对政党还是陌生的。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称学会兼有政党的性质，但学会显然还不是政党。清末新政时期，预备立宪公会等已经是政党雏形，但是没有多少发展的机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中国终于出现了模仿西方样式的政党。当时有组党热，大小政党有200多个，过去被称为革命党的同盟会也改组成为国民党。这是国人最为热衷政党政治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孙中山曾经大力提倡政党政治，这是由他的政治理想所决定的。孙中山毕生追求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的中国，他认为不实行民主政治，不仅国家有腐败之虞，且民权有失败之患。而政党政治之于民主共和，绝非如普通结社，可以若有若无。孙中山认为，“欲求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1]（P440）“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惟一之常轨者”[1](P397)。他认为中国政治进步，端赖政党；“有政党则可以一致不乱，无政党则积滞进(难)行”[2]（P44）；政党不能只有一个，“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3](P74)。这也就是说，孙中山主张，中国应“以英、美先进国之(为)模范”，实行政党政治，这是中国政治昌明的希望[1](P441)。

孙中山认为，政党之所以能成为政治“发达”“良善”的保证，就是因为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1]（P408），在多党并存的情况下，党争是必然出现的，而且成为政治进步、国利民福的保证[2](P45)。他还乐观地描绘了中国实行两党政治的前景：国民党在朝执政，“实行本党之党纲，其它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假使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至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2](P5)。这样的政党政治，正是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政党政治。

令人遗憾的是，民初的中国不具备实行西式政党政治的条件，政党政治乏善可陈，议会制度徒有其名。第一届国会中的主要党派互为水火，代表专制势力的袁世凯政府则坐收渔翁之利。鉴于民初政治每况愈下，各种政治势力都对当时的政党感到失望，特别是对各政党互相攻讦大为不满。许多人认为，政党政治不成功的关键是党争不得法。

孙中山也持类似的看法。因此，他期望各党讲求党德，仿照西方政党进行党争。他反复强调“党争必有正当之方法”，“国家之进步与否，即系于党争之正当与否”[2]（P5）。孙中山所期望的正常的竞争，是“文明之争”。这种“文明之争”的“游戏规则”主要是：其一，竞争的手段是和平的，而非武力的。其二，党争的内容是政见之争，而非意气之争。其三，党争的目的在于国家进步、国民安乐。一国之内，虽然分而为数党，各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可以不同，奉行的政策、纲领可以有异，但应均以国家为目的，以国家为本位，而非仅为一党之私利，这是政党生存、发展的根基。

可以说，孙中山此时对于党争、党德的主张既是严格的，又是宽松的。他坚决反对党与党之间，不择手段，谗害攻讦；又认为党员不仅可以依自己的主张选择政党，也可以因自己或所在党主张变更而重择他党。可以想见，按照孙中山设计的“游戏规则”运作，中国也将循序实现一种类似西方的政党政治。

然而民初政党政治的实际，却使各党的领袖一律失望，共和制度很快就名存实亡。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专制势力非常顽固和强大；二是民众缺乏政治意识，议会政治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三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的现代政治文化环境，政治运作不利于政党政治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仿效西方移植而来的政党政治当然不可能正常成长起来。

二

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使人们重新考虑中国政治进步的途径。许多政治家转而倾向“不党主义”。孙中山虽然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热情骤减，其政党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他是有经验的政治家，不会走向“不党主义”，而是考虑组建适宜中国政治的新型政党。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他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进行重组革命党的活动。此时孙中山的建党思想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希望建立的已不再是通常意义的政党，而是有“一党执政”倾向的革命党，他理想的政治运作已经不是多党竞争，而是革命党单独执政。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提出“革命方略”，已有逐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设计，但是其中没有提到党的作用。而在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他已经产生了由革命党单独执掌政权的思想。《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在宪法颁布之前的“革命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革命军起义之前入党的首义党员，在革命成功之后“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而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不得有公民资格”[2]（P97-98）。与此相关，孙中山强调领袖对革命党的作用，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命令[2]（P92）。他解释革命党单独执政的原因，一是因为革命党人革命有功，“因而报以政治上优先之权利”，二是“民国有如婴孩，其在初期，惟有使党人立于保姆之地位，指导而提携之，否则颠坠如往者之失败矣”[2]（P151）。前一条理由可能是争取支持者的策略。后一条理由，针对当时中国国情，应当说是实际可行的政治设计。

这种一党执政、党员绝对服从领袖的革命党，是此前的政治概念中没有的新事物，因而受到许多老同志的质疑。李烈钧、谭人凤等“以专制为垢病，以不自由为屈辱”，受到孙中山严厉批评[2]（P184）。在人们对西式代议政治彻底失望之前，这种革命党政治，不容易被普遍接受。

政党与革命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孙中山的意识中，“革命党”在早期是相对于“保皇党”而言，强调采取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清王朝，而在中华革命党时期，他说的“革命党”包含了一党执政的思想。但是，在这个时期，与革命党执政有关的其他思想，孙中山还没有提出来讨论。

洪宪帝制失败之后，孙中山致力于护法斗争。护法的前提是承认法统，当然也就承认国会制度，革命党的一党执政似乎无从说起，所以在这个时期，孙中山一度又把革命党的主张暂时搁置了，虽然提倡革命精神，但是并没有宣传关于革命党的认识[4](P127-131)。这说明孙中山当时还没有把革命党政治当做惟一可行的政治体制。

三

护法运动失败和曹锟贿选，使孙中山对西方的代议制度彻底失望。对于代议制度失望，显然有助于进一步转向革命党政治。

孙中山的革命党思想，是在中国政治的实践中形成的，但是他的具体建党思想和革命党运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却是借鉴和仿效了苏俄共产党的革命经验，他主张的“以俄为师”，主要是师法苏俄革命党的革命方法。在1923年接触苏联共产党人之后，孙中山的革命党思想很快丰富起来。从组建中华革命党开始，到1924年改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关于革命党的认识已经基本完善了，其主要的原则是：

(1)牺牲个人自由，绝对服从领袖

孙中山认为，革命所以屡起屡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革命事业的党员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散漫不统一，致使党魁成为傀儡，党员则有如散沙。为不再重蹈覆辙，重组中华革命党时，他把“首以服从命令”作为“惟一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2]（P92）。孙中山手订的《中华革命党章程》要求党员入党时，必须各具誓约和按指印。尽管黄兴等人反对这种做法，但孙中山一意坚持，决不退让。1914年春，即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夕，孙中山与黄兴谈话，针对黄兴的反对，孙答复说：“要知道过去革命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我们现在要做革命能够成功，以后党内的一举一动，就要领袖来指导，由全体党员去服从。”[3]（P220）

党员既然要无条件地“服从党魁命令”，就必须牺牲个人自由，这也是孙中山一贯强调的。只有牺牲个人自由，才能保证无条件地服从。孙中山曾要求中华革命党党员所具誓约中，要“誓愿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誓共生死”[2]（P81）。此后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孙中山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个人自由太甚所致”。他还指出，“俄国革命的所以成功，因为他的党有党的意志，党员都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承受党的纪律”。正是这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孙中山下定决心，“要取法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要注重纪律，要党员牺牲个人的自由”[3]（P306）。

孙中山认为，党不同于国，国要实行法治，而党只能实行人治。这是他坚决主张党员必须服从领袖、牺牲个人自由的思想理论上的缘由。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发表演说，谈到重组中华革命党时，一些老同盟会人反对立誓约、按指印的做法，以致终于不肯加入，分道扬镰，认为“其实他们很不了解，因为党与国原有不同之处，最要分得清楚。党所重的是有一定的主义；为要实行一定的主义，就不能不重在人”。虽然现代新国家重在法，但法需要人来创造，“所以党的作用，也就不能不重人。党本来是人治，不是法治”。既是“人治”，当然就要“服从我”，“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4]（P391-394）。

孙中山关于绝对服从领袖、牺牲党员个人自由的主张，鲜明体现了革命党的特征。通常而言，任何党，无论是革命党，还是政党，都必须有自己的领袖，但政党的领袖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形成的领袖集团。更重要的是，党内实行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可以保证党的决议能够反映多数党员的意愿，代表党的根本利益，不犯或少犯重大错误。而革命党的绝对服从领袖个人的原则，则使党的决议正确与否完全取决于领袖个人的品行、才略。孙中山说，党用人治，好处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力量大。孙中山只看到或者说只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如果领袖决策正确，这种大的力量无疑会加速革命的成功；反之，如果领袖决策失误，这大的力量必然导致失败的恶果。

(2)军队是革命党的基础

与军队的关系是革命党与政党的一个本质区别。政党之间的竞争，是政治之争，以议会为舞台，以媒体为工具。革命党之间的竞争，既是主义之争，也是实力之争，主义之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以武力为后盾的实力。革命党的斗争是以战场为舞台、以枪炮为武器的。这种斗争内容和方式的区别，就决定了政党不需要隶属于自己的军队，而革命党必须有自己的军队。军队的强弱直接关系到革命党的成败乃至存亡。对此，孙中山是十分明确的。他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党的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主义与武力二者，终须相辅而行”[5]（P291），也就是说，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仅有革命党的奋斗是不行的，还必须同时有革命军的奋斗。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成立民国，“一般官僚军阀不敢明目张胆更改中华民国的正朔”，但只是革命的“一部分的成功”，还没有“完全成功”，民国还把持在“一般官僚军阀手中”。之所以如此，即是因为“我们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6]（P161）。孙中山在考察俄国革命历史后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大功告成，其经验即在于，在同沙皇的斗争中，有革命军做革命党的后援。俄国革命党能在“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如果没有如此庞大的军队，“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因此孙中山期望全党同志的“宣传功夫”，“应极从军队着手”，建设一支“全属于党人”的强大军队[7]（P268）。

孙中山学习苏俄的经验，明确提出了建设“党军”的主张。国共合作之初，孙中山即委派廖仲恺筹建黄埔军校，建校不久，他又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为骨干组建黄埔军校教导团。同黄埔军校一样，教导团实行政治工作制和党代表制。孙中山、国民党从此有了一支真正的党军。遗憾的是，这支党军未能按照孙中山的意愿，为建设民主共和的新国家扫除障碍，后来却成了个人攫取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的资本。

党与军队的结合，是中国政治的一大特色。在近代中国，政治地位是以武力为基础的，没有武力的政治集团不可能取得政治权力。孙中山在实践中对此有了愈加明确的认识，把军队看做是党的基础，并致力于党军的建设。只是历史没有给孙中山提供依靠党军以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时间。

(3)革命党还要有“宣传的奋斗”

革命党要争取革命的胜利，仅有军队的奋斗是不行的，还要有意识形态的宣传，以革命党的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源泉。1923年10月，正是国民党筹备改组之际，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恳亲大会上发表演说，再次申明国民党的性质不是政党，而是革命党，指出“革命的方法，有军事的奋斗，有宣传的奋斗”，这是两种方式不同、战场不同、直接目的也不同的奋斗。“军事的奋斗，是推翻不良政府，赶走一般军阀官僚；宣传的奋斗，是改变不良社会，感化人群。”要消灭一般军阀官僚，没有军事的奋斗是不能成功的；但是要改造社会，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人民的心理，这种改造的功夫，则是军事的奋斗无法达成的，因此，还必须有“感化人群”的“宣传的奋斗”。[7]（P286）总结过去的经验，孙中山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宣传的奋斗，那末，我们用枪炮奋斗得来的结果便不能够保持，这就是十三年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5](P349-350)。相比而言，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国革命党人“宣传的奋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革命党的宣传工作，反复向国民党员说明宣传的必要性，要求全体党员人人去做宣传的工作。

所谓宣传的奋斗，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以主义征服”人心。如前文所说，孙中山革命党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一党治国。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以党治国，并非以党员治国，而是以党的主义治国。所以说“宣传的工夫，就是以党治国第一步的工夫”，把国民党的主义“普遍于全中国人民”的奋斗，就是“以主义征服”。只有以主义征服，才能使人民心悦诚服，所谓“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7]（P431-432）。

孙中山倾毕生心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以枪炮为武器改造国家的同时，又以口笔为武器改造国民。因此，军队的奋斗与宣传的奋斗，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来说，如同车之两毂，缺一不可。无论是政党，还是革命党，都十分注重“宣传的奋斗”，都要宣传本党的主义、政策、主张。不同的是，政党宣传的目的在于争取民心，从而争取选票；革命党宣传的目的，则是要“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也就是以本党的主义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作为惟一的意识形态。

四

综上所述，除了民初的短暂时期，孙中山曾有过政党政治的设计外，建设革命党是孙中山建党活动的主要内容。在建设革命党的实践中，孙中山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建党指导思想。这种建党指导思想的实质就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一党治国。苏俄革命成功，使孙中山进一步坚定了“将党放在国上”的决心，并且得以学习建立党军和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方法。他这些建设强有力的革命党的主张，对于后来的中国政治走上革命党政治的道路，对于民众形成革命党政治文化，都有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进步过程中，这种革命党政治和革命党政治文化，自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8](P324)。但是，革命党政治如同任何政治制度一样，也存在漏洞和弊端。如果缺乏有效的制衡和监督机制，尤其是在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以后，以党治国，就会很容易演变成为以党的领袖治国；一党治国也可能发展成为一党专制、一党独裁。革命党和革命党政治的这种蜕变，也许是孙中山始料不及的。

（原载 《文史哲》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孙中山集外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徐宗勉.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