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2月4日，孙中山先生覆函吴稚晖，希望《新世纪》刊文评论《伪〈民报〉检举状》，并告在美洲的主要任务仍为蓄养革命党势力。当年，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联合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清末时期，以报刊为核心的近代传媒事业迅猛发展，为林林总总的政治舆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孙中山特别重视以政治灌输为主的宣传。在他看来，国人沉梦不起，应有一群具备“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的先知先觉来号令国民。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为革命阵营中精研国学和西学新知的舆论精英，他们承担起在欧洲的革命思想的宣传，使欧洲华侨和留学生了解革命，支持革命。

 

吴稚晖

 

当年，吴稚晖、张静江等活跃于欧洲的进步人士，有着不同于投机者、起哄者的理想，他们仗义疏财，有着毁家纾难的精神和实践；他们视金钱如粪土，愿意为道义、友谊、文明等频频涉险，搏击风浪；他们不满足于社会分工中的普通角色，而是让人生飞扬起来，介入时政，参加国家制度的建设。当他们行走在世界各地，了解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他们就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使中国赶上世界前进的步伐？

 

张静江

 

1905年7月，张静江和李石曾一同前往英国，与时在伦敦的吴稚晖进行晤谈。他们经过反复商议，一致决定在巴黎这个具有革命氛围的城市发起成立“世界社”，作为沟通和传播中西文化的机构，并发展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 以宣传新思想，发挥舆论的非凡影响力。1906年12月，“世界社”在巴黎正式成立。它有完整的组织大纲，“以发展学术致用社会为宗旨”，倡导世界互助，推动世界主义，以达到世界大同。为达到这一远大目标，创立者们倡议通过办报纸、杂志，创建大学、研究所、研究院、图书馆及各种类型学校，在国内普及教育；同时由本国社会团体与他国社团联络，沟通文化，从而改善全世界各族人民的福利。

 

李石曾

 

张静江、李石曾、吴稚晖等开始筹划创办中文杂志，“以为传播及沟通中西文化”。他们发挥各自所长，分工协作：文笔犀利的吴稚晖主管编辑，长于外交的李石曾负责采集文稿和对外联络，张静江则发挥其商业专长，筹备开办经费和采办印刷设备等事宜，亲赴香港和新加坡高薪聘请熟悉中文字模的印刷技术工人回巴黎开展工作。

 

1907年6月，筹备已久的《新世纪》周刊正式创刊，由吴稚晖担任主编，李石曾等协助编辑撰稿。《新世纪》创刊号开宗明义地宣布：“本报言论，皆凭公理与良心发挥，冀为一种刻刻进化、日日更新之革命报”。该刊纪年用“新世纪七年”，并用阳历月日，以此宣示与清朝政府的分立。

 

在《新世纪》创办之时，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稚晖、张静江等，都对互助论感兴趣，并试图以之弥补进化论蕴含的生存竞争学说之不足。戊戌变法后，革命取代改良，改良的重要学理是进化论，而孙中山革命理论的基础是互助论。所以，针对进化论蕴含的弱肉强食式的生存斗争学说，《新世纪》鼓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正如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指出的：《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宣传一时，很引起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主张。其时有另一种根据进化论而纠正强权论的学说，为互助论。当时的社会精英们以《新世纪》为论坛，长篇累牍地介绍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学说，主张政治革命，反对清朝统治及君主专制；主张社会革命，号召工人罢工以对抗资本家的剥削；提倡大同主义，互助奋斗，崇尚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倡导科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封建迷信。这些宣传对中国留欧学生及华侨被禁锢的思想来说是一大解放。

 

与此同时，《新世纪》强调“教育感化”的作用，即“以书报而传达，以演说而鼓吹”，努力去教育感化社会各阶层，唤醒人们的互助心，以便进化到互助社会。编撰者经常发表大量惊世骇俗的言论，作为解放思想的手段。他们从互助论中采撷批判专制政权的思想，论述革命与互助论的关系，倡导通过革命消解专制制度，推行无政府主义，影响了一大批人。

 

特别是在陶成章、章炳麟攻击孙中山时，《新世纪》驳斥了他们的言论，维护了孙中山的领导地位。《新世纪》后期刊载的《二十世纪者，军人革命之世纪也》一文，表示赞同孙中山同盟会武装起义的策略，对孙中山的革命带来是一种有力的支撑。

 

由于当时旅居欧洲的海外华侨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工阶层，《新世纪》的文章大多使用通俗之语，特创一格，这种编辑风格为其争取了更多的读者，也更加扩大了它的影响力，流传甚广。

 

1910年，虽然张静江在繁忙的商务和参与其他革命活动之外，对《新世纪》倾尽了心血，但随着其商业困境，无力继续支撑庞大的印刷及其发行费用，《新世纪》在发行121期后，于1910年5月21日宣布停刊。

 

为时三年多的《新世纪》虽然停刊了，其影响却广泛留存于留欧学界，对欧洲华侨锢蔽的思想，亦颇多启发。国民党元老之一的胡汉民就曾如此评价《新世纪》周刊：“巴黎有《新世纪》者，以科学为镜，以公理为衡，以进化为鞭，以人道为轨，兴现世之所谓政治、社会组织而反对之。其究极使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归。”

 

的确，《新世纪》加强了早期革命者内部的沟通，对国家重建、社会重构的学理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建中强调重视社会，重视社会基础力量，特别是民众贫困生活的改变，对革命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塑造，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作者：佘凤英）

 

参考文献：

王天根：《晚清域外报刊与无政府主义常理的媒介镜像——以〈天义〉及〈新世纪〉为中心》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