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海《中华新报》记载，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演讲巩固共和与富强之策。他在演讲中认为，日本之所以强，是“不知有一难字，冥行直逐而得今日之成功也。”因此提出知难行易说，强调“国强在于行”。

 

孙中山写给李仙根的“知难行易”

1918年1月23日孙中山先生宴请在粤各报记者，国会、省议会议员军政官员，多有列席。谈话称：有同志老朋辈劝其下台，“余答以不必作此思想。余一息尚存，惟有打算上台，绝不见难思退也”。在讲话中，孙中山又重申“知难行易”与旧学说“知易行难”的对立，二者间‘知难行易’乃为真理"，并指出旧学说流弊对国人的影响。同年，孙中山撰写《孙文学说》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知难行易”学说。

 

孙中山撰写的《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主要阐述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其中又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最终确立了“行之非艰,知之维艰”的新认识。因此《孙文学说》又被称为《知难行易的学说》。全篇除自序外，共分八章，即第一章“以饮食为证”、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孙中山以大量的科学史实、革命斗争的实际活动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反复论证了人的认识过程是行先知后，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特点，也是其知难行易学说的基础。为了论证知难行易的道理，孙中山通过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个例子，明确主张人的认识过程是行先知后，肯定行在先、知在后，行是知的基础和来源。可以说，行先知后实际上是蕴涵于知难行易说中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它的合理内核。孙中山的行先知后思想，是同他对事实和言论、客观和主观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联系在一起的。孙中山认为，“宇宙间的道理，都是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并不是先有言论，然后才发生事实。”他明确肯定知识、言论是源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客观事实是先有的第一性的东西，而主观认识不过是后起的对于它的反映，客观事物是能够不断地被人们认识的，而且随着人类反复的实践和实际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的知识也就越多，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也就越深刻。在孙中山看来，人的任何知识，不论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还是关于社会的知识，都是来源于行，是事实的反映，在认识事物、解决任何问题时，“一定要凭事实”，“不是专靠书”，“一定要根据事实，不能单凭学理”。

 

“知难行易”学说的提出，是针对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事业一再受挫，党内出现各种异议，致使孙中山的许多主张遭到反对，他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孙中山认为，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其根源在人们受到“知易行难”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左右。

 

参考资料：
1.陈锡祺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第1版。
2.《中山墨宝》编委会编：《中山墨宝》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5年第1版。
3.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